宪法第25条对宗教传播进行了双重限制。
[52]因此制宪者在制定宪法时，规定参议员由每个州的州议会选出而并非由人民直接选出，希望借此来保留共和政治，以共和反对民主。这种倒行逆施不仅仅自由派无法接受，保守派也同样无法忍受。
巴尔金为何要调和活宪法主义和原旨主义两种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理论进路？他对于二者的调和会成功吗？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但如果以这里分析的角度，却可以发现例外和规则并非一对对立的概念：规则中隐藏着例外，而例外中也隐藏着规则。第一部分介绍和归纳巴尔金的活原旨主义，分析其如何调和活宪法主义和原旨主义。[36]对于这种转向，许多自由派的学者，[37]甚至个别保守主义的学者都意识到，[38]这将意味着原旨主义将不用遵守宪法起草者或批准者期望如何适用宪法，而只用考虑语义学意义上(semantic)的原始含义。2011年，当新一届的共和党众议院宣誓就职的时候，他们就以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举动来开场：高声朗读宪法。
[9]此书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除了作者本身的学术影响力之外，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巴尔金试图超越和综合这两种宪法解释理论努力，可以说是一次对美国宪法解释学的总结和清算。似乎只有在某些极端的时刻，例如在施密特所描写的人民集会的大声呼喊(shout)中，人民的意志才能够被清晰地辨认：人民的意志才足够的统一，足够的强烈和足够的持久。但是，这毕竟只是自由主义学者的政治偏好。
当法官违背宪法原旨的时候，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在遵循先例。例如，美国宪法文本明确规定，每州的参议员人数为两人，[12]这就是一条明确的规则，宪法解释者在解释宪法的时候不得通过解释任意歪曲这一个规则，不论他认为这对于人口众多的大州多么不公平。[47]对于保守派原旨主义者来说，巴尔金的确让人有些恶心。[7]以宪法学研究而著称的耶鲁法学院则为此书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十几位宪法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参加了会议。
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的著名讲话中，米斯提出，法官必须做宪法的守护者，司法解释的惟一标准应当是宪法文本和制宪者的原始意图。在第五部分，笔者将进一步思考巴尔金的理论，指出巴尔金的理论为何错过了对美国宪法的最深刻的解读。
[41]保守派虽然在很多议题上和自由派持有不同意见，但仍然接受美国新政时期，特别是布朗案中的宪法解释和实践。其正当性也并不在于其更忠实于法治本身，毕竟，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中也充斥着精英法律人，很难说他们所提供的宪法解释就不如最高法院大法官们。[54]五、宗教视野下的原旨主义和美国宪政巴尔金是一位坚定的自由派法学家，[55]但这并不妨碍巴尔金认识到美国宪政的一些宗教性特征。就像科勒伯#8226;内尔森所承认的，虽然原始含义(original meaning)和原始意图(original intention)在理论上非常不同，在实践中他们仍然会趋于一致。
[57]总之：千错万错都是宪法解释者的错，千好万好都是宪法的好。同时，正是因为制宪者清晰的意志如此重要，所以对宪法原意的探寻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在充满了权利、自由、平等、公正、正当程序等大词的宪法文本中，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解释的权力，那么宪法将等于什么也没说。因此，我们可以说，巴尔金在某种程度上和他批评的保守派原旨主义和活宪法主义一样，都有些自欺欺人。
对于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这种解构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理性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传统所期望的是为理性所过滤的人民意志{3}，而宪法和人民的建构却往往伴随着各种非理性的因素。在第四部分，笔者将分析巴尔金的活原旨主义的漏洞，为什么他的理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30]此后，原旨主义逐渐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力，成为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尚方宝剑。像他批评的对象一样，巴尔金对于宪法解释和宪法政治也没有充分的自觉。
如果说宪法解释者不一定要遵循制宪者在原则问题上的意图或理解，那么他们就更没有理由遵循这些规则。原旨主义捍卫宪法的口号虽然漂亮，但在自由派学者的轮番攻击之下，原旨主义者马上发现了其理论存在着很多问题。[44]实际上，巴尔金不仅仅认为原旨主义自欺欺人，而且认为某些活宪法主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一部分的分析将帮助我们理解巴尔金为何提出活原旨主义，其意图何在当人类走出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迎来近代宪法文明的曙光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专制王权、神权的绝对权威受到坚决排除。摘要: 在宪法学的观念体系中，税收的合法性以人民的同意为最终依归，人民既是国家税权的终极来源，也是国家创建税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的制度安排就是税收法定。
开明的君主也许会体恤民生、轻徭薄税，但其出发点也不过是为了把鹅养得肥一些、壮一些，从而能拔最多的鹅毛而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13]因此，客观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秘收问题之规定，是理性建构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或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有学者建议在该条增加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基本的税法原则（参见王土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而近期公布的调整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法、房地产税法、关税法、船舶吨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等8部税收方面的法律同时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更是表明我国税收法定的进程走上了快车道。[11][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2]姚轩鹤：《必须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鹤叫》,hltp://www.aisixiang.com2015-08-13,2015年8月30日访问。在因印花税、茶叶税而点燃的北美独立战争中所产生的《独立宣言》，指责宗主国的一大罪状就是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这不仅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关乎着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和前行动力。
对税收问题如此轻描淡写，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旧社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仍记忆犹新并深恶痛绝，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正好能够证明新政权的优越性。[11]为此，用法律把税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便成为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和基本标志。
(2)各种税制要素，如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征税程序等，都应当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纳税人只不过是征税权的客体，除了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徭役赋税外，在税收关系中毫无讨价还价、利益博弈的空间，更遑论主张权利、监督权力了，征纳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只有宪法才能立于整个税收法律体系的顶点，为所有的税收立法提供根本的价值指引和最高的规范依据，从而建立起一套体系统一、逻辑严谨、原则贯通、内容和谐、层次分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法律体系，进而为税收领域的良法善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并使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立基于坚实的宪法根基之上。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甚至改朝换代、暴力革命的导火索。
纳税人才能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角色和使命，不仅在于中的选票，还在于向国家做出的财产贡献。税收权力不仅是国家权力，而且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此种方案存在的问题是：该条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专门针对公民而作出的规定，而税法原则首先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意义。我国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是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
当然，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之外，公平、效率、实质课税、生存权保障等税收方面的宪法性原则,以及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以使这些原则和制度成为宪法上近乎恒久的制度性安排。而如果宪法上有关于税收问题的明确规定，则可以为审查和监督一切税收立法的合宪性、正当性提供一个最高判断标准和依据。
实际上,宪法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税权主要是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的问题,涉及到税收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制度建构,以及税的开征、停征、免征、追征、稽查、处罚、强制执行、税务登记、税额核定、申报或核准、税务检查等税收征收、税务管理等事项。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税收问题不仅是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近代立宪主义的源头，催生了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落地生根。
[8]对税权进行规范和制约是任何一种宪法体制都极为关注的事情。公民对国家任务的影响力不得取决于其纳税多少，国家给付也不应当受纳税人纳税额度的影响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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